民党是重组成功了，但是党内的派系隔阂却比宋教仁时期更为严重了。

    如胡汉民、谢持﹑邹鲁等人，以最为忠贞的国民党员自诩，把那些留在国内没有跟着总理流亡日本的人都视为了贰臣。以对总理的忠诚与否，来排挤那些后来者，维护自己在孙中山身边的地位。像陈友仁这种，没有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同盟会的海外侨民，只是颇有些外交能力的，就更加不被他们放在眼里了。

    虽然孙中山本人是蛮赏识陈友仁的，几乎和他一见就相谈甚欢，还请了陈友仁作为自己的国际法顾问。但是，陈友仁也很快就看出来了，孙中山虽然认同他在外交方面的理念，却没办法全力的支持他。因为国民党需要获得列强的支持，才能维持国内外的政治平衡。

    相反在共和党这边，虽然他和共和党的政治理念并不契合，但是共和党的力量来源于自身，因此在同列强打交道时，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，这反而给了他对于独立外交理念的支持。在这次的巴黎和会上，他同共和党的外交方向上就更加的一致了。

    虽然吴川在国际法方面几乎一无所知，但是陈友仁也承认吴川在外交上还是有着极为明确的观点的，而他认为这些观点在中国外交方针的指导上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，就连他自己也深受启发。

    一个观点是平衡是动态而不是静止不动的，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条约下静止不动的现状，而是由两国之间无数个矛盾不断破裂平衡的过程。条约是对两国关系再平衡的确认，而不是为了保持两国关系的静止不动。秉持着这一原则，吴川对于中英关系的条约并不看重，只是注重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新的平衡点在什么地方。

    另一个观点就是，事物是普遍联系的，中英关系不仅仅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，而是中英两国国内及国际关系变化的最终结论。所以，中英关系的好坏，还要看中美、中德、中俄、中法、中日等关系的变化。这就是为什么吴川要先前往莫斯科，先和苏俄进行两国关系的调整，然后才来巴黎参加和会。

    陈友仁同样接受了吴川的这两个观点，也从中修正了一部分自己的外交理念，而这也让他对于中英关系看的更加清楚了。这也使得他得到了吴川的信任，开始越过其他代表成为吴川的外交助手。王葆真显然更加适应同日本、美国这些国家打交道，而陈友仁则更了解欧洲的风俗习惯。

    在和英国人就中英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洽谈之后，吴川也认为自己在巴黎的任务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在德国签署了和平条约后，欧洲的和平基本已经恢复，巴黎和会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。而战后国联组织的建立，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，要不要让苏俄，不，现在应当是苏维埃联盟加入了。

    不让苏联加入国联，那么小亚细亚、波斯和阿富汗地区的和平，就无法实现。让苏联加入，英法美三国又不甘心。所以局面便僵持了下来，威尔逊总统都忍受不了先回国去了，和中国签署的贸易大单，至少可以掩饰他在巴黎和会上没得到多少成果的事实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倒也避免了他继续向英法做出让步，以保证国联成立的尴尬局面。

    在威尔逊总统返回美国后，国联是否成立的压力就从他的肩上转移到了英法身上。因为现在不愿意让苏联进入国联的，主要还是英法的反对。威尔逊总统回国之后，倒是可以对自己的选民说一声，自己已经尽力了。

    吴川因此觉得，自己这个传话筒的任务也完成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回国去了。英法虽然对于吴川并不感冒，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对他保持了礼仪，派出了外交官员为其送行。吴川还是选择了乘坐火车横穿欧亚大陆，1月19日他离开了巴黎。

    在吴川离开之后的一周内，王葆真和陈友仁同英国外交部官员谈妥了汉口、九江事件的善后。英国将汉口、九江租界交还给中国，但中国需要保全英国政府和商人在租界内的不动产。英国政府向汉口事件中受伤的中国平民给予抚恤慰问，中国方面给予事件中被殴打的英国商人以医药费和慰问金，但是双方互不道歉。

    至于英国军舰在长江的航行权，这是双方争论的最激烈的一个问题，英国试图保留这一权力，而中方则方要求彻底取消英国军舰进入中国内水的权力。最终英国人表示，英国军舰应当享有和其他各国军舰在中国内水一致的权力，这是英国政府的底限。

    有能力在中国内水保持军舰航行的，其实就五个国家：英法德美日。德国和美国很快就宣布放弃在长江的军舰航行权，法国则和中方做了一个交换，只要中国不取消法国在汉口的租界，那么法国愿意从汉口租界撤离军队和放弃长江上的军舰航行权力，陈友仁最终接受了这个交换。

    日本这边虽然得到了英国方面的暗示，要求他们坚持日本军舰在中国内水的航行权。但是日本军舰在东北内水和渤海地区被革命委员会